薛海平 赵 阳 | 影子教育也会影响教育分流吗——基于CFPS2010—2018年追踪数据实证分析

  作 者 简 介  

薛海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教育管理、课外补习问题研究；

通讯作者：赵 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政策、课外补习问题研究。

· 摘 要 ·

已有文献关注了学校教育质量在教育分流中的作用机制，但鲜有研究关注影子教育参与对教育分流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基于CFPS2010—2018年追踪数据的研究发现，影子教育具有教育分流作用，且该作用存在累积性，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在当前教育分流中存在协作机制。具体而言，在中高考升学过程中，家庭资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共同影响学生中高考升学结果，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构成了当前教育分流的“双轨道”。以上结论表明，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扩大了不同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加重了家长焦虑，加剧了教育内卷。“双减”政策的施行，将有助于削弱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缩小不同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

一、引言　　

2020年，一场题为《教育，我们这一代父母的迷茫》的演讲引发热议：“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教育都是用来实现社会分层的”，在我国，中高考成绩作为对学生进行教育分流的最主要依据，短期看会影响学生的升学质量，长期看会对学生未来的工作岗位、薪资待遇等个人发展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学生未来所处阶层，也就是演讲中提到的社会分层。在这一过程中，校际间教学质量的差异无疑会影响中高考分数，从而影响教育分流，也因此导致了“择校热”“天价学区房”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学校之外，国际学术界称之为“影子教育”的课外补习借助学生的提分需求和家长的教育焦虑在近十余年得到了野蛮发展，被称为影响教育分流的“第二轨道”。　　

影子教育真的存在作为影响教育分流“第二轨道”的功能吗？如果存在，又与学校教育的分流轨道存在怎样的关系？它们是独立存在还是相互影响？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尚未有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探索与论证。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关于学校系统存在的教育分流功能，布东(R. Boudon)研究发现，出身中上阶层的学生占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大学生的多数比例，折射出法国高等教育入学选拔制度的不公[1]；布尔迪厄（P.Bourdieu）和帕斯隆（J.C.Passeron）在专著《继承人》和《再生产》中指出，学校系统首先被政府赋予“文化专断”的特权，然后利用这个特权将阶层导致的资本差异转化为“看似合理的”能力不平等、以对中下阶层“过度选择”的教育分流方式，隐蔽合法地完成代际传递[2]。正如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中所描述的：“表面看来，教学体制非常接近于一种随机的重新分配体系……事实上，这个充满系统性偏差的体制带着满脸的清白与无辜产生的效应最终还是无限接近于通过直接继承进行传递所确保的效应……”[3]鲍尔斯（S.Bowles）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的实证研究，得出学校系统通过对学生原生家庭阶层结构的识别，利用教育分流，一代代再生产社会阶层不平等的观点。[4]　　

我国学者刘精明基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我国教育分流现象做出如下解释：重点小学、中学、大学的建立，源于邓小平同志为促进科技发展，短时间把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抓上去，将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用在最优秀的人才身上的战略设想。[5]虽然重点学校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当时面临的人才稀缺问题，但长久看来，这个制度造成了地区间、校际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影响了教育发挥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吴愈晓基于我国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所就读初中的质量存在显著影响，初中质量对于是否升入重点普通高中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高中学校质量对于高考升学质量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分度。[6]方长春基于纵向追踪数据，将样本从小学入学到中考升学的分流过程进行了展示，验证了教育分流的累积性和家庭背景对教育分流的影响可能被成绩掩盖的观点。[7]

显然，学校教育的分流作用及其导致的阶层固化问题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重视和有效论证。而家庭资本带来的优势，大都不会直接体现为考试成绩，它需要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被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从而在考试中体现出来。能够被家庭资本合理利用影响考试成绩从而促成教育分流的因素，除了学校质量差异外，还有影子教育获得差异。　　

论证影子教育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实证研究已有很多[8-14]，也不乏论证影子教育对中高考升学结果存在正向影响的研究[15-17]，这意味着影子教育可能会通过影响中考和高考的升学结果对教育分流产生影响，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很少去论证这一推论，也没有去论证影子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教育分流结果。本文将实证分析影子教育在中高考教育分流中的作用，探讨影子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当前教育分流中的协作机制。 

（二）研究假设　　

鉴于我国已普及义务教育，小升初取消了入学考试，小学阶段参与影子教育对中高考升学的直接影响得到了严格控制，本研究将关注的起点放在初中阶段。　　

初中阶段个体间的家庭资本差异导致教育分流路径存在差异，集中体现在家庭资本能否帮助学生完成择校，从而帮助个体通过学校质量优势实现对中考升学的影响，进而影响高考升学，参与影子教育只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升学策略；无力实现初中择校的个体，大多只能接受学校质量相对较差的现实，从而在升学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在这一背景下，参与影子教育这一升学策略的重要性显然提高了。结合已有研究对于影子教育可以直接影响初高中阶段学业成绩甚至升学结果的论证，参与影子教育可能会如择校一般，影响中高考升学结果，从而产生教育分流的作用。综上，我们提出：　　

研究假设1：影子教育具有教育分流的作用。　　

当前，优势资本家庭一方面会利用家庭资本择校，为子女在升学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购买影子教育去帮助子女提升成绩以利于升学，这说明，在教育分流过程中，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共同发挥着作用，可能存在协作分流的作用机制。据此，我们进一步提出：　　

研究假设2：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教育分流过程中存在协作分流机制。　　

我国初中生升入何种质量的高中学校主要由中考成绩决定，高中学校质量又直接影响高考升学结果，所以，高考升学是一个存在累积效应的过程。根据已有研究可知，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可能对中考成绩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中考升学结果和所入高中学校质量，可能对高考升学产生进一步影响。同时，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的经历会对学生高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的策略产生影响，从另一条路径间接影响高考升学。因此，我们提出：　　

研究假设3：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具有累积性。

三、数据说明和变量介绍　　

本研究将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为CFPS）2010、2012、2014、2016、2018年的追踪数据，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和实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和教育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一）因变量的定义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高中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包含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结果，鉴于CFPS缺乏可以区分本科高校质量的信息，本文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质量分为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两个层次。故，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按照中考成绩由低到高分为“未升入高中”“升入中专/中职”“升入普通高中”和“升入重点普通高中”四个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结果按照高考成绩由低到高分为“未升入大学”“升入专科高校”和“升入本科高校”三个层次。 

（二）自变量的定义和测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包括影子教育获得、家庭资本和学校质量，具体定义如下。    

（1）影子教育获得。本研究将所有付费参与的课外辅导行为均列入影子教育的范畴，对问卷中“过去12个月课外辅导/家教费（元）”和“最近非假期的1个月，您参加过或正在参加家教/辅导班吗”两个问题的答案进行合并生成“是否参与影子教育”这一二分类变量，取值为0=否，1=是。　　

（2）家庭资本。根据布迪厄对家庭资本的形态定义，本研究将家庭资本具化为以下三类：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文化资本，本文用父母受教育水平更高一方的文化程度测量。此变量根据问卷中的“父亲最高学历”和“母亲最高学历”两个问题生成，为定序分类变量，取值为1=文盲/半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学专科，6=大学本科及以上。　　

家庭社会资本，本文用父母二人中最高的职业层次测量，借鉴李春玲的职业分层，把职业按照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分为下、中、上三层，选取父母最高职业层次作为样本的家庭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李春玲将职业分中上中产阶层、中下中产阶段和底层阶层，中上中产阶层包括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机关干部公务员、经济业务人员、私营企业主雇工人或以上）；中下中产阶层包括基层管理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技术员、企事业单位职员、技术工人、军人、警察、消防人员、个体户/小业主（雇工8人或以下）；底层阶层包括商业与服务业人员、非技术工人、农林牧渔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本研究根据李春玲的分类将中上中产阶层划分为上层阶层，中下中产阶层划分为中产阶层，底层阶层划分为下层阶层。]。问卷中的原问题为“职业编码”，此变量为定序分类变量，取值为1=下层，2=中层，3=上层。　　

家庭经济资本，本文以问卷中“上一年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这一问题为依据生成代理变量，在本研究对各抽样年的全样本数据（成人库与儿童库合并后的所有样本）做五分位处理，此变量为定序分类变量。　　

（3）学校质量。本研究将正在上初中和普通高中的样本作为高中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取样来源，该变量基于“是否示范/重点学校”这一问题，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0=否，1=是。虽然我国已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但初中公办学校长期以来的发展水平受自身条件、历史传统和发展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彼此之间在教学质量方面表现为高低有别，从而分化成为通俗意义上的优质校和一般校[18]，所以本研究将优质初中归为示范/重点学校。

四、影子教育、学校教育与中高考升学结果的描述统计 

（一）影子教育、学校教育与中考升学结果的描述统计　　

表1呈现了初中生样本按照“是否参与影子教育”与“是否示范/重点校”进行分类后的中考升学结果统计。

由表1可知：（1）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优质校的样本中，接近半数升入重点普通高中（明显高于其它分类样本），未升入高中的比例仅占一成（明显低于其它分类样本）；（2）相对的，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校的样本中，只有不到1/5升入重点普通高中（明显低于其它分类样本），而未升入高中的比例接近三成（明显高于其它分类样本）。综上可知，在各分类中，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优质校的初中生拥有最好的中考升学结果，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校的初中生升学结果最差。　　

同样,就读于优质初中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样本相比未参与的样本，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高出14.7%，升入一般普通高中的比例高出6.8%，未升入高中和升入中职的比例分别低了11.6%和9.9%；而同样就读于一般初中的学生样本，参与影子教育的样本相比未参与的样本，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高出14.9%，升入一般普通高中的比例高出8.7%，未升入高中和升入中职的比例分别低了15.6%和7.9%。说明在初中学校质量差异不大的前提下，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可能对中考升学有明显帮助。另一方面，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初中的样本相比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优质初中的样本，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相等，升入一般普通高中的比例明显更高（差异为12.3%），未升入高中和升入中职的比例明显更低（差异分别为7.3%和4.9%），这说明，相比就读于质量较高的初中，参与影子教育可能更有助于学生升入高中和一般普通高中（而不是升入中职）。 

（二）影子教育、学校质量与高考升学结果的描述统计     

表2呈现了普通高中生样本按照“是否参与影子教育”与“是否示范/重点校”进行分类后的高考升学结果统计。

由表2可知:(1)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重点普通高中的样本中，接近七成升入本科高校（明显高于其他分类样本），未升入大学的比例仅占5.1%（明显低于其它分类样本）；（2）相对的，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普通高中的样本中，升入本科高校的比例稍高于1/4（明显低于其他分类样本），而未升入大学的比例接近1/3（明显高于其它分类样本）。综上可知，在各分类中，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拥有最好的高考升学结果，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普通高中的学生升学结果最差。　　

同样，就读于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样本相对未参与的样本，升入本科的比例高出16.7%，升入专科高校的比例基本持平，未升入大学的比例低了14.7%；就读于一般普通高中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样本相对未参与的样本，升入本科的比例高出12.7%，升入专科高校的比例高出6.1%，未升入大学的比例低了18.8%。说明在高中学校质量差异不大的前提下，高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可能对高考升学有明显帮助。另一方面，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普通高中的样本相比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重点普通高中的样本，升入本科高校的比例低了12.4%，升入专科高校的比例明显更高（差异为19.9%），未升入大学的比例低了7.5%。结合前文结论，说明对于未能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可能成为他们尽可能弥补高中学校质量差距的有效策略。 

（三）初中生样本的影子教育、学校质量与高考升学结果的描述统计

表3呈现了初中生样本按照“是否示范/重点校”与“是否参与影子教育”进行分类后的高考升学结果统计。

由表3可知：（1）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优质初中的样本超过半数升入本科高校（明显高于其它分类学生），未升入大学的比例不足10%（明显低于其它分类学生）；（2）相对的，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初中的学生样本升入本科高校的比例仅占约1/4（明显低于其它分类学生）， 未升入大学的比例最高，达到36.8%（明显高于其它分类学生）。综上可知，在各分类中，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优质初中的样本高考升学结果最好，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初中的样本升学结果最差。　　

同样，就读于优质初中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样本相比未参与的样本，升入本科的比例高出20%，未升大学的比例低了16.3%；就读于一般初中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样本相比未参与的样本，升入本科的比例高出18.9%，未升大学的比例低了16.2%。说明在初中学校质量差异不大的前提下，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可能有助于高考升学。另一方面，未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优质初中的样本与参与影子教育且就读于一般初中的样本相比，升入本科的比例更低，升入专科和未升大学的比例更高。结合上述结论，说明初中生有可能通过参与影子教育来缩小由于初中学校质量劣势造成的差距来改变不利局面，提高未来高考升学“逆袭”的可能性。　　

上述统计结论说明，中考和高考两次教育分流可能同时受到学校质量和影子教育参与的影响，为方便对这一过程进行观察，绘制了图1。

图1清晰地展示了从初中入学到高考升学的教育分流状况，高考升学结果是各级教育分流的累积与延续，除了学校教育质量差异外，影子教育获得差异在对应的分流结果上，也存在明显的区分度。影子教育可能既能帮助享受优质学校资源的学生巩固甚至扩大升学优势，又可以帮助来自普通校的学生减小学校质量差异造成的升学劣势，更值得注意的是，初中学校质量和影子教育获得差异可能对高考升学结果存在累积效应。

五、家庭资本与影子教育、学校教育关系的描述统计　　

我们基于父母最高学历、父母最高职业层次和上一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层次三个变量，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得到家庭资本变量，再对所有样本标准分进行四等分处理，得到由低到高四个不同层次的家庭资本变量。 

（一）家庭资本与初中阶段影子教育、学校质量的关系

通过表4可知，随着家庭资本的升高，样本在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和就读优质初中的比例明显增加。这说明，家庭资本高的家庭，可能更倾向于在初中阶段就为子女购买影子教育和择校。

基于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优质初中比例只在高家庭资本样本中存在明显优势，与其他层次有着较大差距（差距不低于35.1%），而初中阶段影子教育参与比例在家庭资本较低及以上的各相邻层次之间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差距分别为17.8%和10%）。这说明，选择优质初中只是拥有高家庭资本的少数样本才可能实现的策略，而购买影子教育，则是各阶层都可能实现的策略（即便家庭资本最低的样本群体也有超过20%的参与率），中等以上资本家庭的重视程度特为尤甚。简单说，在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才是多数家庭可选择的、门槛相对较低的帮助子女提升学习成绩的策略，择校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此外，除了高家庭资本样本外，其余层次样本的影子教育参与比例始终高于就读优质初中的比例，也很好地佐证了以上结论。　　

另一方面，高家庭资本样本群体既就读于优质初中又参与影子教育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层次，同时，此类样本以上两种策略均未选择的比例不到四成，而较低和低家庭资本这两类样本群体两种策略均未选择的比例都在七成上下，这种情况在较高家庭资本样本群体中也占了近五成。这说明，高家庭资本样本，面对优质初中和参与影子教育这两种策略有着更为充裕的选择权，“两条腿走路”也成为了他们的可选策略。但对其他层次样本而言，只能参与影子教育或者两种策略均无力选择。 

（二）家庭资本与高中阶段影子教育、普通高中学校质量的关系　　

在初中阶段，家庭资本通过购买影子教育和择校这两种途径影响中考升学，这一过程产生的影响会随着中考的结束而结束吗？对于顺利升入普通高中还要继续参加高考的学生样本，家庭资本对中考的影响除了会影响高中质量外，是否也会影响高中阶段影子教育参与？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将顺利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生样本筛选出来，进行统计。

表5将家庭资本与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比例和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进行了交叉统计，可见，随着家庭资本的提升，学生在高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的比例明显增加，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一方面，家庭资本高的家庭，可能更倾向于在高中阶段为子女购买影子教育；另一方面，在顺利升入普通高中的样本群体中，家庭资本的区隔作用主要体现在高层次的样本与其他层次的样本之间，其他层次彼此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且出现了较低层次家庭资本样本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高于较高层次家庭资本样本的现象，这说明，对于多数家庭而言，家庭资本对于升入普通高中质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基于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家庭资本不仅会影响高中阶段的学校质量，还会影响学生高中阶段是否参与影子教育。　　

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只在高层次家庭资本与其他层次样本间存在较大差距（差距不低于7.8%），而高中阶段影子教育参与比例在较低层次家庭资本与较高层次之间，以及较高层次与高层次之间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差距分别为7.0%和13.4%）。以上结果说明，对于多数初中生而言，家庭资本对中考的干涉，可能会对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获得产生“隔代影响”。简单说，相对普通高中的入学质量，家庭资本对中考的影响更可能影响到多数家庭在子女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策略。

六、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机制分析 

（一）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机制理论模型构建　　

前文通过统计描述发现家庭资本对高考升学的影响可能源于它在初中阶段对学校质量和影子教育的影响。结合前文研究假设，我们构建出家庭资本通过初中阶段的学校质量和影子教育影响高考升学结果的作用机制模型——一方面，家庭资本可能在初中阶段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与影子教育和学校质量一同影响高中教育机会获得（考虑到高中入学率很高，因此本研究中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差异体现为升入高中的质量差异），从而构成对高考升学结果的间接影响（已有研究证实了家庭资本对于学业生涯长度存在正向影响[19]）。据此，“家庭资本——初中阶段影子教育获得——高中学校质量——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这一影响路径得以建构，标记为“路径1”。同样，我们将初中学校质量一同纳入该模型，建构作用路径“家庭资本——初中阶段学校质量——高中学校质量——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标记为“路径2”。另一方面，既然存在相当比例的高中生是初中阶段影子教育的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的经历成为了一种典型的正向刺激，那么，在高中阶段，出于提高学业成绩的目的，他们可能还会习惯性地继续参与影子教育，也就是说，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可能对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产生正向影响，同样作为家庭资本、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获得和学校质量在学生升学过程中形成累积优势的体现。基于上述设想和推论，可建立如下影响路径：“家庭资本——初中阶段影子教育获得——高中阶段影子教育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标记为“路径3”。至此，关于初中家庭资本和影子教育参与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理论模型构建完成，如图2。

具体方法上，本章将参照柳士顺等人关于多种中介效应检验家庭方法和程序的研究，图2呈现的理论模型符合其对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特征的表述——“多个中介变量表现出顺序性特征, 形成中介链”[20]，据此，我们首先将上文的三条影响路径合并为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我们选取可以追踪到绝大多数高考升学结果的2010年、2012年的全部和2014年的部分初中生样本数据（将其中可同时追踪到“是否升入大学”“是否升入本科高校”“是否重点/示范普通高中”和高中阶段“是否参与影子教育”这四个关键变量有效数据的样本挑选出来），建立中介模型进行分析。我们对以上样本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影子教育参与、学校质量以及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结果进行了追踪，鉴于我们的假设是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通过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和高中学校质量来对高等教育获得施加影响，故处理初中阶段家庭资本、学校质量和影子教育参与时，遇到重复数据的现象，遵循“近因效应”，以后一个抽样年的取值为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结果，以第一次高考结果为准。 

（二）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机制计量模型分析　　

图3展示了基于初中生样本，以“是否升入大学”为因变量的中介模型，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有效样本量N=908，χ²=36.384，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30（判断标准<0.05），相对拟合指数CFI=0.968（判断标准>0.90），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0.026（判断标准<0.08）。使用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可知，所有主要影响路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由各路径运算结果可知：（1）初中阶段影子教育获得和高中学校质量在初中阶段家庭资本和是否升入大学之间未同时起到显著中介作用，路径1不存在显著作用，初中阶段影子教育获得在此路径不存在多重中介作用，无法间接帮助学生升入大学；（2）初中学校质量和高中学校质量在家庭资本和是否升入大学之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符合理论模型建构的设想，路径2存在显著作用，证实了初中学校质量的多重中介作用和它对高中学校质量的显著影响，以及间接帮助学生升入大学的显著意义；（3）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在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和是否升入大学之间未起到显著中介作用，路径3不存在显著作用。综上，家庭资本影响“是否升入大学”的作用路径如下：“初中家庭资本—初中学校质量—普通高中学校质量—升入大学”，说明在中高考升学过程中，能够影响学生是否升入大学的路径，以学校教育为主，两个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对于“升入大学”这个在高等教育扩招背景下较为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存在显著作用。

在搜集了各样本队列中所有顺利升入大学的样本后，图4展示了基于初中生样本，以“是否升入本科高校”为因变量的中介模型，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有效样本量N=766，χ²=32.323，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28（判断标准<0.05），相对拟合指数CFI=0.974（判断标准>0.90），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0.026（判断标准<0.08）。使用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可知，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获得与高中学校质量的影响路径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由各路径的运算结果可知：（1）初中阶段影子教育获得在家庭资本和是否升入本科高校之间未起到显著中介作用，路径1不存在显著作用；（2）初中学校质量和高中学校质量在初中阶段的家庭资本和是否升入本科高校之间同时起到显著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90%，路径2存在显著作用，此结果证实了初中学校质量可以通过高中学校质量间接帮助样本提高高考升学质量；（3）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和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在家庭资本和是否升入本科高校之间同时起到显著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95%，路径3存在显著作用，此结果证实了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可以通过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获得间接帮助样本提高高考升学质量；（4）以上结论证实了家庭资本对样本是否升入本科高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早在初中阶段，优势资本家庭采取针对影子教育获得和学校质量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选择和干预行为，均会影响子女“升入专科还是本科”这一重大问题。说明除了学校教育外，不同阶段的影子教育参与策略也构成了一条同时影响中高考升学质量的路径，如果学生能够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皆参与影子教育，其升入本科高校的概率会得到明显提升，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获得会受到家庭资本的影响，而高中阶段的影子教育获得会同时受到初中阶段的影子教育获得和普通高中质量的共同影响，即初中阶段有过参与影子教育经历和高中就读于示范/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在高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以上结论验证了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存在协作分流作用，且该分流作用具有累积性。因此，假设2和假设3成立。

七、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根据前文统计结果可知，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的样本，升入高中、普通高中以及重点普通高中的比例明显更大，进入高中阶段后，参与影子教育的学生升入大学和考入本科高校的比例也明显更大。同时，即便未能升入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参与影子教育有效缩小因学校质量因素导致的高考升学质量差距。这说明，影子教育拥有与学校教育相同的教育分流作用，且该作用从初中入学贯穿到中高考升学全过程，假设1成立。

（2）综合描述统计和多重链式中介模型结果可知，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教育分流过程中存在协作分流机制。一方面，正如已有研究所言，选择高质量的初中会更有利于学生升入重点普通高中，从而进一步帮助他们在高考升学中取得更好的结果，这是初中择校行为影响教育机会公平的作用路径。另一方面，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的经历，会让学生更倾向于在高中阶段继续选择参与影子教育，从而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高考升学结果（升入本科），两个阶段的影子教育构成了独立于学校教育的教育分流“第二轨道”。另外，除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的学生外，就读于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也更倾向于参与影子教育，影子教育与学校质量一同构成了高中优质校学生升学的“双保险”，说明上述两条轨道并不完全独立，而是在教育分流过程中相互协作发挥作用的。因此，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教育分流过程中存在协作分流机制，且这种协作分流作用具有累积性。因此，假设2和假设3成立。  

（二）讨论　　

1.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教育分流过程中的协作分流机制导致学生中高考升学结果出现阶层分化　　

以上结论证明，在家庭资本影响高考升学的过程中，影子教育和学校教育均存在明显的教育分流功能，在家庭资本的影响下，一方面，参与影子教育的初中生更可能在高中阶段继续参与影子教育；另一方面，初中阶段就读于优质校的学生，会利用学校在师资和教学等方面的优势升入重点普通高中，从而在高考升学中获益。

如图5所示，“优势资本家庭”可选择就读优质初中、参与影子教育两种策略，或者二者兼得去影响中高考升学。经统计，本研究同时选择上述两种策略的样本占比为7.4%且多数分布在高层次家庭资本的样本中（占比57%，如表6所示），说明高层次家庭资本是选择“双保险”策略的重要条件；“普通资本家庭”无力主动择校，多数只能依靠参与影子教育一条作用路径影响中高考升学，根据前文表4可知，影子教育的参与比例在较高、较低和低层次家庭资本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41.6%、23.8%和20.5%，而就读优质初中的占比在以上三个层次家庭资本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16.5%、15.2%和9.5%，说明普通资本家庭主要分布于这三个层次中，尤以较高层次家庭资本样本居多；“弱势资本家庭”既无力择校也无力购买影子教育，子女在学业上的竞争力往往源自觉察到自己的处境和责任后变得自立，形成独立的学习习惯和不惹事的基本行事准则，通过自我激励的方式刻苦学习[21]，经统计，这类家庭多分布在较低和低层次家庭资本样本中，占比分别为31.6%和33.7%。

综上可知，面对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协作分流机制，多数高层次家庭资本样本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多数其他阶层家庭可选择的策略只有参与影子教育一种，其中，有超过四成较高层次家庭资本样本选择了参与影子教育，即便最低层次家庭资本样本也有超过两成的影子教育参与比例。这说明鉴于操作门槛高且近些年受到政策的严格管控，初中择校已成为部分高层次资本家庭的“特权”，对其他资本层次的家庭（也就是社会上的大多数家庭）而言，影子教育相对更容易获得，且与学校质量一样对子女升学存在直接影响，自然成为普通家庭帮助子女应对教育分流的常规手段。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也因此日益凸显，各阶层家庭展开了影子教育“军备竞赛”：中上阶层家庭孩子普遍参与影子教育，以期试图缩小与上层阶层子女学校质量差异带来的劣势，同时缓解来自同阶层和下面阶层竞争焦虑；超过两成的中下和下层阶层样本也同样选择参与影子教育来缓解焦虑，承受着相对更重的经济负担；既无力择校也无力购买影子教育的弱势资本家庭，其子女很可能成为由家庭资本主导、影子教育和学校教育协作完成的教育分流机制的“被选择者”。 　　

2.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扩大了不同阶层间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　　

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快速覆盖，使得“有学上”在我国成为普遍现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基础教育领域体现为大众对“上好学”的追求。卢卡斯的“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22]认为，一旦优势阶层的教育需求在数量上达到饱和，导致总体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降低，他们就会在教育质量上寻求差异，以有效维持教育机会不平等，这构成了我国教育分流过程的内在逻辑：高质量的高中和大学成为优势阶层寻求质量差异从而维持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重要载体。不论是择校还是参与影子教育，优势阶层均可凭借雄厚的家庭资本轻松应对，而不少普通家庭对此深感焦虑与无助，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购买影子教育来试图缩小差距、缓解焦虑。本研究的结论证明了影子教育不仅有分流作用，且这种作用还存在累积效应。另一方面，弱势资本阶层的多数家庭既无力择校也没有参与影子教育，这说明，作为普通家庭帮助子女应对教育分流的重要工具，影子教育缩小阶层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可能起到了加剧教育分流、扩大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作用。　　 

3.“双减”政策将有助于削弱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缩小不同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　　

本研究的结论证明了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存在协作分流机制，且这种机制具有累积性。说明在我国当前的中高考升学过程中，教育分流机制发生了变化，学校教育不再是唯一的分流渠道。对学生家庭而言，参与影子教育比择校更容易实现，这导致了影子教育的波及范围更大，优势阶层以外的其他阶层也纷纷参与影子教育，影子教育成为引发家长焦虑和教育内卷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构建了独立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另一条教育分流路径，维持和扩大了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强化了教育社会再生产作用，不利于阶层流动。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是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重要政策文件，文件第四部分以“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为题，针对影子教育问题做了具体的工作部署。2022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83.5%的学生未参加校外学科培训，63.3%的学生未参加非学科类培训。参加校外学科培训的学生中，31.5%的家长认为孩子参加学科类培训班的数量减少了。”[23]这说明，“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的从严治理措施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势必将有助于削弱影子教育的教育分流作用，缩小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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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薛海平，赵阳.影子教育也会影响教育分流吗——基于CFPS2010—2018年追踪数据实证分析[J].教育学报，2023，19（4）：156-170.